德国《世界报》3月13日发表题为《给希特勒的士兵用的》的报道称,飞行员不得在迷醉状态下驾机。晕晕乎乎驾驶飞机的风险太大了,但开飞机是很累的,尤其是在战时,特别是在敌占区上空飞行期间。这种情况下,如果毒品在提神醒脑外还能提高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那么它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小了。1939年和1940年德国国防军战果辉煌的速胜造就了“闪电战”神话。而在此期间,无数德国军人其实是在靠毒品支撑战斗。尤其飞行员和装甲兵都服用了上级发给自己的化学药剂。而这些人正是海因茨·古德里安“联合兵种战斗”概念中的2枝矛尖。

这种被军人戏称为“斯图卡片”“戈林片”和“装甲兵巧克力”的药物的商品名是保维淀,但主要成分是甲基,也就是今天被称为的合成有效物质。保维淀是由制药企业以工业化标准合法生产的,因此比那些在小型化学实验室里合成且往往混有多种有害物质的要纯净得多。1939年底到1940年初,连国防军的最高层都视之为神奇武器。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是第三帝国职务最高的4名军人之一。他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波兰之战的经验表明,在特定情况下,一支频繁出击的部队能够克服疲劳会对军事胜利产生关键影响。”

布劳希奇早就知道服用保维淀的后果:“如果困倦威胁军事胜利、休息中的部队的安全或运输安全,那么在特定情况下,克服睡意比考虑药物对身体的伤害重要。”

玩世不恭地讲,这话也没错。因为对军人来说,比起服用保维淀来,更坏的结果肯定是因疲劳而丧失警惕,然后被敌人射伤或击毙。不过,即便保维淀的副作用与今天会令服用者身体迅速垮掉的不同,它还是有不良作用的。在1940年西线的军事行动中,战斗部队大量服用这种药物达数周之久。制药厂为筹备进攻的西线万片保维淀——从统计学角度说,335万德国军人每人可领到10片左右。事实上,战斗部队、特别是突击队的军人领到的更多,后备部队和后勤部队则没有配发这种药物。此外,当时保维淀在德国是非处方药,可自由购买。常有军人要求家乡的亲人买这种药寄给他们。

后来最著名的成瘾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他在1939年和1940年写的信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句子:“尽快给我寄些保维淀来”或“也许你们可以给我弄点保维淀来存着。”

早在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法国、比利时还有荷兰进军前,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就清楚这种药物有危险。“帝国医官长”莱昂纳德·康蒂在1940年3月19日的演讲中说:“想用保维淀提神醒脑的人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的身体机能迟早会崩溃。”康蒂促使保维淀成为处方药。

但也有人和他对着干。例如,一名神经科医生在1940年底就建议用保维淀治疗多种病症,如各种心力憔悴、抑郁症、急性和慢性偏头痛、戒毒后遗症、恐怖性焦虑障碍、晕船、高山反应。

于是,康蒂下令详细研究保维淀的成瘾性。1941年,保维淀被置于《法》的适用范围,从此找医生开这种药的条件变得很高。但许多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部队仍然在这种毒品的刺激下投入战斗,因为这种药片一再在进攻前被大批量发给军人。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旨在抵挡苏军精锐部队的“人民风暴”的成员,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除了反坦克火箭弹外还会领到“提神片”,而这可能也是保维淀。

走运的人因在攻击前吞服了过量药片而昏迷过去,躲过了红军的进攻,因而保住性命。而那些手持简陋武器冲向苏军T-34坦克的“坦克猎手”却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编译/王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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