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1972年9月29日),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关系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当时,这无疑是震动亚洲与世界的重大事件。中日邦交正常化结束了双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战争状态及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历史,对促进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0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实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变迁?未来中日关系应何去何从?来自中日两国的12位专家学者及媒体人讲述了他们的观点。

日中两国自古以来一衣带水,日本在文化、习俗和其他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许多领域长期依赖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日本和中国是疏远的。然而,在20世纪的一个时期,日本在错误的方向上迈出了错误的一步。基于对那段时期的反思和教训,战后的日本把成为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国家作为首要目标,并特别努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我的父亲福田赳夫经常对我说,日本和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成为首相后的福田赳夫坚持以“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原则对待日中关系,推动并实现了《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可以说,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个挑战。

1978年,副主席首次访问日本,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同年10月23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仪式。双方在条约上签字完毕后,和福田赳夫相互拥抱了一下。那是“命运共同体”桥梁连接起彼此心灵的时刻,作为福田赳夫秘书的我,至今仍然无法忘记那动人的一幕。

我于2007年9月26日就任日本首相。三天后,我与总理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谈。这被认为是日本和中国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电线日,在主席访问日本期间,我们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一系列工作都是我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做的努力。

自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不断呼吁全世界应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对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张深受感动。

在开展日中和平发展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各种努力签署了四个政治文件,并促进了交流。而将这些文件的内核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还是要靠下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错综复杂的冷战局势中,中日两国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当时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果敢睿智。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不知不觉走过了半个世纪。在这50年间,世界经历着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的发展沧海桑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许多改变。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成为两国面临的新的历史使命。

50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尽管时有起伏,但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前40年,虽然有些曲折,但取得了迅速且长足的进步和巨大成果。这应当归功于两国共同恪守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核心的四个政治文件中所规定的原则精神。

中日作为搬不走的邻居,难免在经济、安全、发展上产生一些问题和分歧。对此,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管控分歧,做好扩大共识、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大文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共同参与推动了东亚跨区域多边合作的进程。今后,日本有待于更加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也有待于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成员国,中日经贸合作的天地将会更加广阔。中日友好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

即使是在局势波谲云诡的当下,中日民众仍然普遍认为中日关系是重要的,有许多人仍渴望了解对方国家,而且对对方民众持友好善意的感情和态度。这也正是每当中日关系遭遇困难时,我们仍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原因所在。

日中邦交正常化50年来,我们最大的成果是继承先辈遗志、维护和平,以及为不断增进两国友好做出不懈努力。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参观了万里长城。听说参观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去了长城周边所有的村子,对村民做工作说:“到时会有插日本国旗的车子路过,这是为了中国,所以大家千万别采取过激行动。”可见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而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好,认为中国是“混乱、不讲道理的国家”,我们和中国打交道就始于疑惑和误解。

对日中关系,可能我比其他人要乐观。我从2006年到201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在任期间,见证了四次重大外交活动——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总理访日、福田康夫首相访华、主席访日。其中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是两国于2008年签署了《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21世纪初,因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一度严重恶化。尽管如此,两国关系还是重回正轨。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今后即使两国关系再度恶化,应该也会有不少人对接下来的关系改善抱有“希望”。

日中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有识之士站位高远,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朝着共同目标相向而行。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要学习他们,两国领导人自不必说,重要的是能有更多人认识到,只有两国关系改善,能坚持和平共存,共同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幸福积极贡献,从长远来看才符合真正的国家利益。

50年来,经贸关系始终都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这是双方政府、企业及民间友好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始终认为,中日双方的经贸合作互补性非常强,经贸关系将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定海神针”。过去,日本搭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在中国投资建设了很多工厂,对双方经贸合作走向共赢发挥了促进作用。尽管当前全球疫情面临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我认为今年双边贸易额很可能会达到4000亿美元甚至更多。整体来看,未来5到10年,中日经贸关系会随着世界贸易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三个突出转变。

首先,日本大部分企业可能会从投资转口型变成投资市场型。一些日本朋友曾跟我说,日本企业不会撤出中国,他们现在希望“在中国生产、就在中国销售”。

其次,中日企业间的合作可能从大企业逐渐转向中小企业。日本的一些“隐形冠军”企业在高精尖技术等发面有着突出的工匠精神。中国现在也提倡中小企业走向专精特新,即要培养大量的“隐形冠军”。这是两国中小企业的优势互补之处。

截至目前,中日韩三国还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第三个转变就是,RCEP将成为中日韩自贸协定签订的“热身”和前奏。

此外,中日两国还要在第三方市场扩大方面开展更多工作。在整个“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中,中日两国可以说是签约最多、金额最大、成效最好的合作伙伴。我认为,日本很有潜力,能够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不论是共同抗击疫情,还是在推动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开展扶贫事业、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低碳经济等方面,中日两国的合作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50年,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依然要遵从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合作共赢、高度发展的原则。这是两国邦交正常化50年来所遵循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个原则为中日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这个原则也会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继续迈上新的台阶。

200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加之发生在同一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让许多中国年轻人走上街头。那场激烈的抗议也是我们发起“东京-北京论坛”的契机之一。

当时,日中两国媒体都连日报道情况,铺天盖地的新闻进一步加深了国民感情的对立。这使我产生一种很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否有人能扭转这种局面?为了填补在两国之间产生的这种“交流空白”,我只身一人前往北京,与很多中方人士促膝长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论坛为填补两国之间的“交流空白”应运而生。

很多人认为言论NPO是一个对华友好团体,但这是一个误解。我们运营论坛的目的在于解决两国正在面临的诸多问题,从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因此,我们不会避讳在论坛中进行激烈讨论,也多次为了真正解决日中关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我们从成立之初就一直追求日中能够成为“不怕吵架的友好关系”。友好并不是目的,而是结果。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两国关系深陷困境时,这样的对话总能推动两国关系相向而行。同时,论坛也成为重建日中关系的历史性舞台。

近年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全球出现极端天气、乌克兰危机陷入胶着状态等,全世界正在面临巨大变化。日中关系已然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应当用国际视野去考量和探索日本和中国应该为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只有通过共同挑战全球性的课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得出解决横亘在两国之间问题的方案。我对此深信不疑。进一步来讲,两国民间为此持续不断地努力,也一定能够对两国政府的行动产生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日经贸合作受中国经济、日本经济、世界经济、世界贸易、中日政治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但在诸多因素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双边经贸合作能取得如此成就,根本无从谈起。过去的50年,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完全趋同,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联动关系。

目前,新冠疫情尚在蔓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减速压力增大;中日政治关系较为紧张,特别是日美联手遏华,日本出台“经济安保法”并且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矛头直指中国,双边经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挑战大于机遇,短期走向不容乐观。

但从长期着眼,下一个50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巨大引擎还会继续拉动中日经贸合作在曲折中前行,中日经贸合作中业已存在的互补性、相互依存、互惠互利性以及合作效应的外溢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中日强化经贸合作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劳动力、技术人才丰富,资金充沛,从总需求总供给两方面看发展空间巨大,下一个50年中日经贸合作关系依然前景可期。

二、双方要共同努力反对霸权主义,并互不构成威胁。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和无端揣测,两国领导人及政府间需要定期进行沟通,民间也需要开展持久且广泛的交流。

三、双方应着眼日中关系未来,共同采取“战略措施”。“战略措施”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努力促进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

第二项原则是双方坚持并贯彻互不干涉内政。在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中两国在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曾对明确表态,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不会妨碍中国统一。一个中国原则是联合国确认的原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近期在国际社会上,有部分人企图动摇这一原则,日本绝不能跟风行动,这是维持日中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日中关系的基础。

第三项原则是存小异、求大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大势,谁都无法阻挡全球化浪潮。全球化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即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寻找共生共存之道。我们需要在这种趋势下思考现在的日中关系,并做到以下几点:

一、日中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首先我们要承认彼此之间存在这种差异,在此基础上,双方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进行友好协商。能否真诚且谦虚地面对彼此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二、面对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双方不用勉强,也无需着急,要把问题留到环境成熟时再去解决。重要的是不过度强调和扩大双方分歧,且不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三、在涉及利害关系的经济问题上,双方应坚持互利共赢原则,认识到自己获益的同时也能为对方带来好处。回顾50年来的日中关系,两国其实在这点上收获了许多经验和成果。比如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总额达到了约3.7万亿日元,占到当时国际社会对华经济援助的60%以上。中国利用日本等国提供的援助,并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日本。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双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互利共赢。

我坚信,只要日中两国坚持这三项原则,并为之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友好国家。

50年前,中日两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的内容,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排除了最大障碍。然而,近年来,美国违背“一个中国”的政治承诺,使愈发紧张,而日本政府却无视美国的种种作为,并多次与美国共同宣称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如果日本背离《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的共识,中日共同憧憬的“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这是两国人民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日本政府有关核武器政策的走向,也是中方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趋势,在一些人的臆想中,除朝鲜外,中国也构成对日本的核威胁。

和东海划界争端陷入长期僵局,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安全问题。总体上看,中日双方在东海危机管控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遗憾的是,在两国政治气氛不断恶化、经济迈向部分脱钩、日本越来越站在美国一边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的形势下,无疑给双方用外交和平手段解决有关争端增加重重障碍。

50年前,中日就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水平迥异的两个国家,如今在这些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包容,不对对方的国内政策横加指责和恶意抹黑,特别是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拉帮结派进行军事对抗,是中日双方对彼此的基本期待。但是,在当前日本的安保政策思维中,所谓“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对立”,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这必将会对未来的中日安全关系带来严重损害。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为正确对待与建设两国关系积累下大量宝贵经验。新时代的来临,也为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出许多难得的机遇。希望日方能够秉持中日复交时的初心,坚守许下的承诺,从尊重历史、顺应时势、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稳定的角度出发,与中方一起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

当前,中日关系处在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口,此刻回顾与思考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原点”中的“原点”。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此后,日本政府每年3月11日都要举办追悼仪式,邀请各国使节出席。2013年自民党执政以后,坚持把台方人员和外交使节安排在一起,参加唱名献花。中国大使馆反复交涉无果,从2013年开始,中国大使再也没有参加过追悼仪式。这件事让我对日本政府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虽然《中日联合声明》里写道:“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但是,我们没有感受到理解和尊重。现在更是有日本政客嚣张地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鼓吹日本介入,这将把日本自身置于危险境地,把中日关系引向歧途。

历史认识问题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原点”中的“原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政要否认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一轮接一轮的斗争,严重损耗了两国关系的积极面,也伤了两国人民的和气。

近年来,日本政府凡事都以“相同价值观、志同道合”来衡量,凡事都以“民主主义对抗威权主义”为口号。2018年中日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安倍首相提出中日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2019年6月习主席赴大阪参加G20峰会时,双方提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至今不过3年的时间,中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让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如此巨大的摇摆?

我精读了岸田首相在今年出席G7峰会和北约峰会的每一篇讲话,他开口必谈“日本要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联手”,处处宣扬“今天的乌克兰也许就是明天的东亚”。岸田首相的上述言论无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原点和初心。

50年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如今,在美日同盟的持续强化和台海紧张形势加剧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还能再次走出困境,重返友好合作的轨道吗?我认为,双方有充分的理由做出肯定回答。

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实践表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两国经济实现长期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即使在两国政治、安全关系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双方的经贸合作仍在发展,显示出经贸关系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如果中日双方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挥文化相近的优势,将有可能率先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逐步建立起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所期盼的。

展望未来,为使两国关系重趋稳定发展,双方必须尽快行动起来,首先要做好四件事。

一、在坚持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尽快恢复与加强高层对话,把解疑释惑、重建两国政治互信作为一项重大任务。

二、切实加强两国间的风险与危机管控,严防发生军事危机与军事冲突,守住两国关系的底线。当务之急是把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热线建立起来。

四、争取尽快把受疫情阻隔的中日民间交流恢复起来,努力找回两国人民的亲近感。当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曾经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水到渠成”的过程,其中的宝贵经验值得今天认真汲取与借鉴。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我的外祖父大平正芳为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飞往北京。当时,日本反对与中国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声音很大。实际上有人还寄来了威胁人身安全的恐吓信。

大平自从成为政治家的那一刻起,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大平20来岁时曾担任过大蔵省(日本政府财政机关旧称——译者注)官僚。那时正值日中战争(即日本侵华战争——译者注),大平曾单身赴任前往中国的张家口滞留一年半。

临近内蒙古的那座城市的街道是一个几乎没有树木的土色乡间小巷。我想正是目睹了日本军部的暴行,大平的心中萌生了向中国民众赎罪的想法。实际上,在推动邦交正常化时,大平曾把那时的回忆写成汉诗告诉姬鹏飞外交部长。据说这使两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信任感。

我还保留着一张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专机上拍摄的照片。当时田中首相表示:“我想乘坐周总理的飞机前往上海。”日本外务省当时对这个“无理”要求十分为难,最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得以实现。双方原定在专机上举行会谈,但飞机起飞后,田中首相随即沉入了梦乡。周总理很贴心地给他盖上了毛毯。尽管这只是从北京到上海的一次短途飞行,但中国的总理和日本的首相乘坐同一架飞机出行,这从近年来的国际形势以及风险管控的角度看是难以想象的。

后来大平成为首相后,谈起当时的情景说道:“一个政治家觉得自己即将或正在与国家民族融为一体时,便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了。在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虽然党内反对声很大,但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当了一名政治家。”

顺利完成困难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后,终于到了启程回国的时候。临别前,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紧紧握手。等周围人散去,田中首相即将步入机舱时,周总理止住了他,说希望捎带一句重要的话——“请代我问候日本的天皇陛下。”对此,田中首相原想回应一句“谢谢”,但由于感慨万千,一时语塞。每次我想起这两位如同双龙聚首的首脑握手的场景,总感到内心汹涌澎湃。

中日关系正常化起步于“以民促官”的民间交流。广泛的民意基础正是50年前两个社会制度迥异的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可是在邦交正常化50年之后,根据民调显示,日本对华非好感度近年来一直在接近90%的高位徘徊,中国方面相应的反应也在逐年走高。面对问题表象,需要我们看准症状,积极行动起来,因症施治夯实民意基础。

我们看到的现状是,中日之间传统友好力量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北京—东京论坛这样的交流渠道凤毛麟角;而另一方面民调又显示,年轻受访者对华好感度高达40%以上。回首往昔,正是1965年中日青年大联欢为最终推动邦交正常化培养了友好骨干力量,1984年的3000人中日青年大联欢为日后中日之间的互学互鉴培育了中坚力量。

2019年两国政府共同推进了“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这是非常好的开端。《人民中国》早在2014年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期的时候,在中国驻日使馆和日本科学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发起了“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活动。从起初只有200余人报名,发展到今年超过700人踊跃报名,交流势头越来越大,累计已有4200人投稿,其中已经邀请100余名成绩优胜者来华参观学习、深度交流。

2019年,习主席出席大阪G20前夕,给“熊猫杯”参赛者中岛大地回信,鼓励他“更加积极地参与中日友好事业”。这对两国青年交流是非常巨大的鼓舞。如今,早年参与“熊猫杯”大赛的许多日本青年,如今已经走向十分重要的工作岗位,有的做公务员,有的从事媒体工作,有的在大学教书,有的从事商贸工作。长远地看,这些对中国有了较为客观了解的新一代必将为夯实健全的中日民意基础不断输送新的活力。

现在两国青年彼此了解对方的愿望强烈,渠道多元;中日两国同属东方国家,不论是在二次元世界里,还是在影视剧、文旅活动交往中,两国青年相同的传统价值观底色决定了共同话题越来越多。习主席说过,“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调整好民众心态,做好针对青年的工作,对于维护好人民友好的根基,做好两国民众之间的民心工程,提升民众之间对彼此的好感度,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有着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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